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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降费运营商多种难题待解新日

发布时间:2020-01-16 00:09:23 阅读: 来源:晶钢门角码厂家

提速降费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但这背后的代价是运营商本已下滑的收入和利润。运营商承担着两种责任,一种是企业责任,一种是社会责任。前者要求运营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后者要求运营商以公共服务为目的,两者天然矛盾。

7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了关于提速降费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表示:“在年底前实现手机流量平均资费水平和固定宽带单位宽带资费水平都同比下降30%。”

今年以来,提速降费已经第四次成为话题焦点。2015年4月14日、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先后两次提出降低网费和流量费。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2015-2017年投资不低于1.1亿元推动光纤网络和4G建设。

发布会上,工信部预测了本次网络提速降费的“收益”。张峰在发言中指出:“2015年,提速降费将带动全国网络创业者超过1000万人,带动智能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电视等终端设备销售额超过1.6万亿元,其中4G手机预计接近4亿部。”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效益提升,代价则是运营商本已日渐下滑的收入和利润。虽然前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后者,但运营商责任与社会效益之间,仍需要实现平衡。

加快普及率

2012年以来,工信部已经连续四年启动“宽带提速”专项行动。截止到2015年5月,中国光纤覆盖规模达到3.35亿户,8M及以上的宽带用户超过1亿户,这一数字是三年前的6倍。移动宽带用户数达到6.4亿,同样是三年前的6-7倍。

张峰表示:“如果从自身来看,我们进步挺大,但如果跟全球发达国家和先进国家相比,不管是能力还是速率各个方面,我们差距还是比较大。”

过去多年间,中国政府并未出台实质性国家级战略推动宽带发展,但美国、日本、韩国等政府均投入大量资金和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推动基础网络建设。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介绍说,根据2013年国际电信联盟信息通信发展指数,2013年,中国无线宽带人口普及率排名全球第92位,手机普及率排名第119位。闻库表示:“2013年,我们确实拉后腿。”

但2013年之后,中国三大运营商建设了超过全球所有国家规模之和的4G网络,并推动智能手机迅速普及。闻库称:“2017年,国际电信联盟会出台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会改观很多。”

在此基础上,闻库表示:“中国的电信资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较低的。”

据悉,国际电信联盟根据各国资费、人均购买力、货币汇率等要素计算了全球各国绝对电信资费水准,2013年,按照从低到高排名,中国排在全球第39名。“世界平均水平是25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9美元,发达国家平均18美元,中国只有13美元。”闻库指出,“我们是较低的资费国家”。

此外,2013年,世界绝对宽带资费平均为49.2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是59.4美元,发达国家是26美元,中国为31.92美元。

可以看出,相比于降低电信资费,中国更需要提升宽带网络的覆盖率、普及率,在农村、西部地区推动基础网络设施建设。张峰介绍,工信部计划到2017年底实现80%行政村光纤到村,2020年实现全国98%行政村通宽带网,且全部具备12兆以上的接入能力。

但是,对于三大运营商而言,宽带网络建设投资收益比较低。以中国电信为例,2010-2014年,中国电信有线宽带投资1655亿元,相比之前的投资额每年增幅均超过50%,但是,2010-2014年,中国电信有线宽带收入仅增长了193亿元,增幅35%,投资回报不成正比。

入不敷出

事实上,2011年以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多次强调宽带建设的入不敷出,并呼吁国家能够对宽带建设进行补贴。2013年,国务院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完善宽带普遍服务补偿,形成支持农村和中西部宽带发展的长效机制”。但截至目前,这一方案仍未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布会上张峰表示,根据国务院要求,在今年年底,中国要建立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按照“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调支持,企业为主推进”的思路进行实施。“电信仍然承担建设主体,而政府负责机制设计、监督检查,并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支持作用,带动地方加大政策协调的支持力度。”

除此之外,工信部还推动了宽带接入市场向民资、民企开放。目前,工信部在8省、16市向23家民企开放了宽带试点业务,张峰介绍:“民间资本在宽带领域投资目前已经超过了30亿元。”工信部计划今年年底将试点城市扩大到30个,试点企业扩大到100家。

不过,多位电信专家对两项政策表示担忧。“民企肯定会盯着收益高的城市,而非农村。这样的话并不能加速宽带建设,反而加速运营商的亏损。究竟能否补贴运营商的投资,还是未知数。”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表示,问题的核心是运营商承担着两种责任,一种是企业责任,一种是社会普遍责任。前者要求运营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后者却要求运营商以公共服务为目的,两者天然矛盾。

“所以,(提速降费)需要综合改革。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要强化政府责任。”史炜建议,“提速降费可以采取‘政府采购’措施,这样能使市场有效发展,同时达到总体经济综合平衡。”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小洪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陈小洪表示,资费下降确实给运营商带来收入损失,但这些损失主要是市场原因。“企业应该认识到,宽带投入、偏远地区建设,对运营商本身有好处,这是最重要的基础。”

陈小洪指出,运营商需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通过业务创新弥补资费降低的损失,“政策机制与企业创新相结合,中国电信资费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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