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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章惇两人本来是好友最后怎么成为政敌的

发布时间:2020-12-25 01:50:34 阅读: 来源:晶钢门角码厂家

苏轼与章惇两人本来是好友?最后怎么成为政敌的

苏轼与章惇都是一時人杰,名显当世。然而,由于两人性格不同,决定了两人在北宋党争中选择了不同立场,从而由朋友变成了政敌。苏轼是一代文豪,旷世奇才,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章惇个性豪俊,博学善文,出將入相,多谋善断,文武兼备,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意欲开疆辟土,建功立业。

苏轼与章惇年轻时就结为挚友,携手走天下,煮酒论诗文,关系非常融洽。但世事复杂,人心难测,昔日之挚友,今日之政敌,救命恩人转眼成寇仇,最好的朋友也许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善恶相杂,爱恨交织,高潮起伏,錯综复杂,令后人论争不断,曲說丛出,扼腕叹息。

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章惇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同榜的还有章惇的侄子章衡,成绩好于其叔。章惇自视甚高,现在却名列其侄之后,觉得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而是等到下一科考中,才进入仕途。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授大理评事(七品待遇)、签书凤翔府判官(府州副职幕僚);章惇任商洛令(县官),同在陕西作地方官。两人风华正茂,才情相当,意气相投,开始结积交往,在交往中能够推心置腹,颇为融洽。

有一次,两人同游南山,到了仙游潭,潭边面临万丈悬崖。章惇请苏轼下仙游潭,在石壁上写字留念,苏轼连说不敢。章惇踩着险石下去,用毛笔蘸着墨在石壁上写了几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此”章惇上来后,苏轼拍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说:“能够拿自己的性命来拼的人,日后做了官必定能杀人。”章惇大笑。后来章惇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苏轼当时的预言,可见苏轼眼光之独到。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因所写诗文受人构陷,涉嫌诽谤朝廷,讽刺新法,被逮捕治罪。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件审理期间,一群跳梁小丑绞尽脑汁,搜集资料,罗织罪名,想致苏轼于死地,进而一网打尽旧党骨干。

一天,副宰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拿着诗稿,对神宗说:“苏轼确有造反的想法啊!”神宗问:“怎么看出来的?”王珪说:“您看苏轼写的这诗吧。明明陛下您犹如飞龙在天,而苏轼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之蛰龙,这不是明摆着有反心吗?”神宗没有被他忽悠,客观地说:“不能这么断章取义,胡乱比附吧。他尽管去吟咏他的桧树好了,干我何事?”

这时候,在一旁的章惇虽然是新法的支持者,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冷冷地说:“要是照王相爷的办法来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王巩《闻见近录》云: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珪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等到退朝后,章惇就质问王珪:“你想害死苏轼的全家吗?”王珪不大好意思搪塞道:“这是舒亶他们要我这么讲的。”章惇不顾身在朝堂,站在宫殿外的台阶上,大声质问王珪:“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能吃吗?”

苏轼被贬黄州后,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写信规劝苏轼,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苏辙字)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见《与章子厚书》)

苏轼与章惇虽属不同阵营,政见不同,但此时的章惇尚能守护道德良知,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给苏轼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主政,尽罢新法,章惇力争。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章惇被黜出外郡,从此他怀恨在心,一心伺机报复。

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宣仁太后逝世,哲宗亲政。由于宣仁太后倾向于旧党稳重的政策,所以哲宗经常被旧党人士所忽略,这引起了哲宗的厌恶,以至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哲宗起用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标准的首席宰相,登上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权力之巅。这时的他,忘记了道德良知,肆其私欲,对元祐年间旧党诸臣等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疯狂报复,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手段之毒辣残忍,后来无出其右。

苏轼也成了章惇重点打击的对象,于绍圣元年被贬往南海之滨的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在惠州,苏轼处世豁达,随遇而安,苦中作乐,他曾写过一首《纵笔》诗以自娱,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歌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睡眠的情景。这首诗传到京师,章惇恼羞成怒,道:“苏子瞻竟然如此逍遥快活!”。他决意要把苏轼往死里整,绍圣四年(1097年),章惇指使吏部一纸令下,把苏轼贬到了更为遥远的海南儋州。那里更加荒僻,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瘴雨蛮风,九死一生。宋太祖曾立下祖训: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得诛杀大臣。被贬海南,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章惇对于苏轼嫉恨之深,已经没有丝毫的朋友之情了。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次年,开始赦免元祐大臣,苏轼被批准返回大陆,结束了儋州三年的贬谪生涯。苏轼原以为这辈子就可能终老海南了,没想到还有平反的这一天。

天道公允,造化弄人。苏轼遇赦复官之时,正是章惇被贬流放之日。宋徽宗即位,以章惇曾反对其嗣立,遂生嫌隙,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章惇被罢相后,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来再贬往岭南为雷州司户参军。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后又移来移去,先到越州,后又湖州。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的款待,有的是他朋友,有的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没有来。当年苏轼作为主考官,亲点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章援感觉到苏轼可能会再次当政,就怕苏轼以其父之道报复,于是给苏轼写了一封信,很委婉,意思是说辅佐君王的人,一言之微,足以决定他人之命运。章惇对苏轼的迫害可谓凶残至极,刻骨铭心,难以释怀,但苏轼却胸襟豁达,丝毫不计前嫌。

苏轼给章援回信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十四日。并写下药方请其转送章惇,希望章惇能保养身体,争取朝廷宽大处理,能够顺利北还!

多么宽广的胸襟,多么伟大的人格!这种崇高的精神,足可光耀千秋,令世人景仰!反观章惇,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恃权报怨,心狠手辣。千年以来,一直受后人诟病。

北宋党争,苏、章在从朋友到政敌的转变中,人们更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竟能泯灭人的理性,从而制造人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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