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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政府的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发布时间:2021-01-21 15:01:54 阅读: 来源:晶钢门角码厂家

樊纲:政府的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编者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究者在对全国各省4000多家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的联合问卷调查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建立了由八大指数组成的全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体系,对2008、2010、2012三个年度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指数化的测度与评价,以此来反映各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由于该研究对推动中国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在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BMW中经智库参与了该研究的联合调研,在调研结果发布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专家樊纲和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中国经营报》:企业经营环境的研究对于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的意义在哪里?  樊纲:这个研究是BMW中经智库参与联合调研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共同做的专门分析企业经营制度与政策环境的一个指数,基本做法就是通过综合几千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涵盖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各个方面,由若干个分指数合成为一个指数,全国三十个省区进行排序,以此来测度各省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目的是通过这种分析来研究如何进行体制的改革、政策的调整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接受调查问卷的企业基本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国的大企业面临的经营政策环境相对较好,对一个国家来讲,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决定了经济的未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个地区确实是不太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太一样。在方方面面中国都有进一步改革和改善的空间,十八大之后,大家对下一轮的改革都寄予厚望,通过指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哪一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为了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如何进行改革。  《中国经营报》:通过指数的研究,你认为当前对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最应该改善的有哪些方面?  樊纲:在这里我想谈最基本的问题,即法制环境的问题。市场经济有两大基础,第一是私人产权和严格的产权保护,第二就是自由定价,这两者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所以法制环境在中国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们历来是缺乏法制体系的,特别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一些企业的并购交易上,我们往往会看到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产权而不是私有产权,这是中国发展经济中一个大的制度缺陷,中国有一句古话是没有恒产没有恒心,如果企业家不再想企业进一步发展,就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如何建立平等的保护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机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资产交易的类型比较多,很多国有资产也可以买卖,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有些民营企业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并购交易,钱也出了,但是产权就是过渡不了,各种相关的人都出来干涉,这就是目前突出的产权保护不力的现象,无视产权的做法还是到处都有。  因此,下一阶段要想继续发展中小企业、私人企业,一定要保护私人产权,才能使资本市场上的交易重组、资源的再配置更有效地进行,使得民营企业有更稳定的心态去发展。  同时要积极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现在一问到企业应该如何发展,企业都认为最重要的是跟政府搞好关系,这件事本身就是问题。政府本来应该是站在市场之外做裁判的,但现在却更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这就是政府行为的错位。  当前,中国处在公共建设比较多的阶段,这些都是政府组织,政府发包,导致了政府权力膨胀,也导致企业经营上一方面要跑政府,占用成本资源太多,另一方面就是由此产生的严重腐败。因此,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扭曲在一定程度来说就是中国的腐败问题的根源,历史上看,公权力多了腐败的可能性就大。我认为,新一轮改革必须是政府放权、政府缩权,多提供一些公共服务,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好的环境,但是改革的难度也在这里,这等于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从这次调查结果就能看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指数研究中增加了一些内容,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樊纲:今年增加了对企业税费负担的调查,这涉及财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力度。  当前税收改革对企业的负担是有增有减,比如资源税改革后对一些企业负担是加剧的,但也是合理的,这是对以前扭曲税制的纠正。而调查的结果显示,各省区企业税费负担的差别主要是在“费”这一块上,有些地区政府的随意摊派仍然很多,事实上,这也是腐败的一种。  未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改革,要求一方面政府行为要规范,另一方面要设立社会的监督机制,这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第一是靠法制,第二是公务员的严格操守,第三政府要有纳税人意识,但这一点在当前要转变还是有困难的。  《中国经营报》:很多中小企业反映,他们的诉求往往难以反映,利益由此得不到保证,事实上,中国为中小企业“代言”的组织很少,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樊纲:我认为这有赖于中国中介组织的改革,包括法律的服务,各种信息的服务,包括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服务,比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协会等等,即这些组织如何代表企业的利益,如何反映企业的诉求。  比如,企业的行会应该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由政府管理,西方早年的企业发展就是行会行规以及企业的自我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要发展公会,企业家的一些社会组织等等,这样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才能平衡起来,也才能既不压制某个集团的利益,也不夸大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大家各得其所,获得各自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这样中国的企业发展会更健康,中小企业的声音会更大一些,对于下一步制度改革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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